一、现代茶叶对外传播方式
通过出口贸易方式。
中国茶叶究竟最早是何时传入英国，其传播途径如何，学术界众说纷纭。目前可以确定的是顺治十四年(1657年)出现在英国的茶叶是由荷兰传入的。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陈椽的《茶业通史》一书指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荷兰开始与中国通商。翌年成立东印度公司，专门从事东方贸易。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荷兰商船自爪哇来澳门运载绿茶，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转运回欧洲。这是西方人来东方运载茶叶最早的记录，也是中国茶叶输入欧洲的开始。”
书中还提到：“顺治十四年(1657年)，英国一家咖啡店出售由荷兰输入的中国茶叶……。”由此茶叶初入欧州应归功于荷兰人，庄国土教授也认为“第一批茶叶输入欧洲，系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从中国澳门运到爪哇，再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运抵荷兰阿姆斯特丹。”还有一些中国学者认同这种观点。此外，简·佩蒂格鲁的《茶叶社会史》、刘鉴唐、张力主编的《中英关系系年要录(公元3世纪一1760年)》等书都有类似的论述以及胡赤军在《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一文中也有类似的描述。
由此得知，荷兰是最早把中国茶叶带到欧洲的国家，而后将其转售西欧其他国家。它在顺治十四年(1657年)时第一次将少量的茶叶卖给了英国。
二、茶叶产品传播分析方法包括哪些
茶瘟病的最有效农药是辛硫磷、马拉硫磷、杀螟硫磷、敌敌畏、亚胺硫磷、乐果、毒死蜱、硫丹（赛丹）、万灵、溴氰菊酯、氯菊酯、氯氰菊酯、联苯菊酯、功夫菊酯、巴丹、吡虫啉；
昆虫生长调节剂类：除虫脲、优乐得；
植物源农药：苦参碱（虫杀净）、鱼藤酮；
微生物源农药：苏云金杆菌、白僵菌。
杀螨剂：克螨特、四螨嗪、灭螨灵（速螨酮）
杀菌剂：百菌清、甲基托布津、多菌灵除草剂：草甘磷、百草枯、茅草枯其中乐果和优乐得因欧盟临时MRL标准制订得很严（0.02毫克/千克），在正式标准未颁布前应限制使用。
有些农药虽然适用于茶园中，但由于当前欧盟新的茶叶中最大残留限量标准规定得很严，因此对供出口茶叶的生产基地中应尽量避免使用。这些农药包括：扑虱灵、灭螨灵（速螨酮）、甲氰菊酯、优乐得。
三、请说一说我国茶叶对外传播的途径有哪些?
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甚至没有华人的地方，都能够见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那么，中国的烹饪原料、烹饪技法、传统食品、食风食俗等等，又是怎样传播到世界各地去的呢﹖
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就开始了饮食文化的对外传播。据《史记》、《汉书》等记载，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就通过丝绸之路同中亚各国开展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活动。张骞等人除了从西域引进了胡瓜、胡桃、胡荽、胡麻、胡萝卜、石榴等物产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叶等物产以及饮食文化传到了西域。今天在原西域地区的汉墓出土文物中，就有来自中原的木制筷子。我国传统烧烤技术中有一种啖炙法，也很早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和西亚，最终在当地形成了人们喜欢吃的烤羊肉串。
比西北丝绸之路还要早一些的西南丝绸之路，北起西南重镇成都，途经云南到达中南半岛缅甸和印度。这条丝绸之路在汉代同样发挥着对外传播饮食文化的作用。例如，东汉建武年间，汉光武帝刘秀派伏波将军马援南征，到达交趾今越南 一带。当时，大批的汉朝官兵在交趾等地筑城居住，将中国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吃粽子等食俗带到了交趾等地。所以，至今越南和东南亚各国仍然保留着吃粽子的习俗。
此外，我国的饮食文化对朝鲜的影响也很大，这种情况大概始于秦代。据《汉书》等记载，秦代时“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这么多的中国居民来到朝鲜，自然会把中国的饮食文化带到朝鲜。汉代的时候，中国人卫满曾一度在朝鲜称王，此时中国的饮食文化对朝鲜的影响最深。朝鲜习惯使用筷子吃饭，朝鲜人使用的烹饪原料、朝鲜人在饭菜的搭配上，都明显地带有中国的特色。甚至在烹饪理论上，朝鲜也讲究中国的“五味”、“五色”等说法。
受中国饮食文化影响更大的国家是日本。公元８世纪中叶，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带去了大量的中国食品，如干薄饼、干蒸饼、胡饼等糕点，还有制造这些糕点的工具和技术。日本人称这些中国点心为果子，并依样仿造。当时在日本市场上能够买到的唐果子就有２０多种。
鉴真东渡还把中国的饮食文化带到了日本，日本人吃饭时使用筷子就是受中国的影响。唐代时，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还几乎把中国的全套岁时食俗带回了本国，如元旦饮屠苏酒，正月初七吃七种菜，三月上巳摆曲水宴，五月初五饮菖蒲酒，九月初九饮菊花酒等等。其中，端午节的粽子在引入日本后，日本人又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作了一些改进，并发展出若干品种，如道喜粽、饴粽、葛粽、朝比奈粽等等。唐代时，日本还从中国传入了面条、馒头、饺子、馄饨和制酱法等等。
中国菜对日本菜的影响很大。１７世纪中叶，清代中国僧人黄檗宗将素食菜肴带到日本，被日本人称之为“普茶料理”。后来又有一种中国民间的荤素菜肴传到日本，称为“卓袱料理”。“卓袱料理”对日本的餐饮业影响很大，它的代表菜如“胡麻豆腐”、“松肉汤”等，至今还列在日本一些餐馆的菜谱上。
日本人调味时经常使用的酱油、醋、豆豉、红曲以及日本人经常食用的豆腐、酸饭团、梅干、清酒等等，都来源于中国。饶有趣味的是，日本人称豆酱为唐酱，蚕豆为唐豇，辣椒为唐辛子，萝卜为唐物，花生为南京豆，豆腐皮为汤皮等等。为了纪念传播中国饮食文化的日本人，日本还将一些引进的中国食品以传播者的名字命名。如明朝万历年间，日本僧人泽庵学习中国烹饪，用萝卜拌上盐和米糠进行腌渍，日本人便将其称之为泽庵渍。清朝顺治年间，另一位日本僧人隐元从中国传入菜豆，日本人便称之为隐元豆。
除了西北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之外，还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它扩大了中国饮食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
泰国地处海上丝绸之路的要冲，加上和我国便利的陆上交通，因此两国交往甚多。泰国人自唐代以来便和中国的汉族交往频繁，公元９～１０世纪，我国广东、福建、云南等地的居民大批移居东南亚，其中很多人在泰国定居，中国的饮食文化对当地的影响很大，以致于泰国人的米食、挂面、豆豉、干肉、腊肠、腌鱼以及就餐用的羹匙等等，都和中国内地的有许多共同之处。
在中国的陶瓷传入泰国之前，当地人多以植物叶子作为餐具。随着中国瓷器的传入，当地人有了精美实用的餐饮器具，这使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大为改观。同时，中国移民还把制糖、制茶、豆制品加工等生产技术带到了泰国，促进了当地食品业的发展。
中国饮食文化对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的影响也很大，其中以缅甸较为突出。公元１４世纪初，元朝军队深入缅甸，驻防达２０年之久。同时，许多中国商人也旅居缅甸，给当地人的饮食生活带来很大的变革。由于这些中国商人多来自福建，所以缅语中与饮食文化有关的名词，不少是用福建方言来拼写的，像筷子、豆腐、荔枝、油炸桧油条 等等。
距离中国稍远的几个东南亚岛国，像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受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也不小。
菲律宾人从中国引进了白菜、菠菜、芹菜、莴苣、大辣椒、花生、大豆、梨、柿、柑桔、石榴、水蜜桃、香蕉、柠檬等蔬菜和水果，菲律宾人还爱吃中国的饭菜，如馄饨、米线、春饼、叉烧包、杂碎、烤乳猪等，日常饮食则离不开米粉、面干、豆干、豆豉等，使用的炊具也是中国式的尖底锅和小煎平锅。菲律宾人特别爱吃粽子，他们不但端午节吃，圣诞节也吃，平时还把粽子当成风味小吃。菲律宾的粽子，造型依照中国古制，呈长条形，而味道则很像浙江嘉兴的粽子。
马来西亚在饮食文化上也受到中国的影响。据考证，马来人的祖先主要是来自我国云南一带种植水稻的民族，马来人的某些食俗同这些先民大有关系。例如，马来人的大米从种植到收获，都有类似中国古代的祭祀活动和礼仪。马来菜的烹制方法和中国菜相似。马来语中称作“塔夫”的中国豆腐，在当地十分受人喜爱，有些地方还把豆腐的色、香、味揉和在本土传统的咖喱菜中。
中国的饮食文化对印度尼西亚的影响历史悠久。历代来到印度尼西亚的中国移民，向当地人提供了酿酒、制茶、制糖、榨油、水田养鱼等技术，并把中国的大豆、扁豆、绿豆、花生、豆腐、豆芽、酱油、粉丝、米粉、面条等引入印度尼西亚，极大地丰富了当地人的饮食生活。
茶作为中国饮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最大。各国语言中的“茶”和“茶叶”这两个词的发音，都是从汉语演变而来的。中国的茶改变了许多外国人的饮食习俗，例如，英国人由于中国的茶而养成了喝下午茶的习惯，而日本人则由于中国的茶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茶道”。
四、茶叶品牌传播方案
02、<叶元春>
——根据季节的理念取名，叶与“茶叶”的“叶”相同，起到店名主题的作用。
特色：春指春天，带有希望与美好的意思，形容对茶叶店充满无限的希望之义。
03、<茗日红>
——根据色彩的灵感取名，红预示着茶叶店生意红火之义。
特色：“茗日红”谐音“明日红”，而且“茗”字还带有茶叶的意思，呼应茶叶店的主题。
04、<福苑>
——根据吉祥的理念取名，福指福气、财源广进的意思，包含了店主对茶叶店的期待与祝福。
特色：经营一家店都需要吉祥如意的寓意与美好的祝福，都包含在“福”字中。
05、<佳茗天香>
——根据季节的理念取名，寓指茶香四溢的含义。
特色：“佳茗天香”这个诗情画意的茶叶店名字显得很大气，有利于品牌的传播。
06、<琪幽>
——根据诗句“琪树长青资玉润”的理念取名，寓指大放光明的含义。
特色：“琪幽”这个店名有一种小清新的感觉，让人联系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之感。
07、<一韵>
——根据数字寓意的理念取名，寓指一心一意、专注、专研的含义。
特色：很简单的一个店名，以数字“一”来表达店主一心一意为大家带来好的茶叶。
08、<沁香清绿>
——根据亲切自然的理念取名，寓指美名远扬的含义。
特色：“沁香清绿”四个字的店名，非常简单明了，符合好茶给人的感觉，有自然的味道。
茶叶店名字如：
——菁亭木：名字中的“亭”字的灵感来源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中的“亭”字，前后搭配“菁”字与“木”字，不仅很有文化气息，还很高雅。
——定溪：名字中的“溪”字取自辛弃疾《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一幅生动活泼的场景图活灵活现，也给店名增添了生机与活力。
——叶露听涛：名字中的“露”字取自于诗句“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露字充满了希望的感觉，也是店主对未来的期盼，“听涛”二字用的很有生活情态。
五、茶叶的传播推动技术革新
中俄茶叶贸易应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492年到1840年，通过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中俄茶路，中国向外输出丝绸和茶叶等大宗商品，东方文明与科技借贸易通道自东向西扩散，助推了欧洲社会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第二阶段从1840年到1900年，逐渐形成以汉口为中心的中俄茶路，欧洲国家通过全球殖民扩张取得支配性的经济优势，东方“朝贡贸易体系”被西方“世界贸易体系”取而代之，国际茶叶贸易的繁荣实际上加重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危机；第三阶段从1900年到1945年，以西伯利亚铁路为主线的中俄茶路，其特征为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经济控制不断加强，此时的华茶在国际市场上被边缘化。
第一阶段，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中俄茶路
地理大发现以后，以地中海体系、印度洋体系为中心的传统贸易格局被打破，欧洲人建立了大西洋体系，开辟了东西方海上航线，逐渐将世界连成一体。这种贸易空间范围的变化，对世界贸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7世纪，茶叶开始取代丝绸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流入的白银对中国明清两代经济和人口的迅速扩张起了助推作用，加强了本应受到冲击的朝贡贸易体系的承受能力；在欧洲，亚洲的茶叶与非洲的咖啡、美洲的巧克力一起成为中产阶级的“兴奋剂”，酝酿着工业时代来临前的变革。
16世纪后半叶，俄国向亚洲的殖民扩张可视为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延续，所造成的地理和国际格局变化，包括俄国对西伯利亚地区的征服，以及与中国的接壤。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正式许可两国贸易往来。同年，俄罗斯西界对欧洲经济开放，东西方的贸易联系进一步加强。来到西伯利亚收购皮毛的俄商，发现中国的砖茶在这里可作货币使用，于是在边境大量采购砖茶；进京的商队也将为数不多的散茶带到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等地。随着俄国经济的发展，对中贸易需求不断扩大，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形成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中俄边境互市。至18世纪末，“武夷茶”取代“南京布”成为恰克图市场上的主要商品，茶叶从武夷茶区运至恰克图市场交易，再穿越俄属西伯利亚，最终抵达圣彼得堡，甚至远赴欧洲。19世纪中期，茶叶占中俄贸易的比重一度高达94.9%，俄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华茶第二大进口国。面对白银外流的压力，俄政府曾在1800年颁布法令，规定恰克图市场上俄商只能进行易货贸易，从而实现了俄国由原料（毛皮）出口向工业制成品（呢绒、棉布）出口的产业结构升级。
与穿越地中海的丝绸之路，以及绕过好望角的海上商路相比，以恰克图为中心的“万里茶道”是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延伸，而非东西方远距离贸易的组成部分。正如1792年《恰克图市约》所言，“恰克图互市于中国初无利益，大皇帝普爱众生，不容尔国小民困窘，……是以允行”。这种带有恩惠性质的贸易是中国“以茶治边”政治逻辑的延续，更多具有外交特质而非经济属性。直到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打开了中国通商的大门，中国被卷入全球市场经济，俄国才得以摆脱贸易附属地位，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逐步掌握中俄茶贸的主导权，茶叶之路也随之变迁。
第二阶段，以汉口为中心的中俄茶路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和扩散，西方开始成为世界经济的领跑者，并在政治、军事方面取得世界霸权，将欠发达地区和国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或附属国。当茶叶从中国源源不断地输往欧洲，欧洲的工业制成品也开始寻求进入中国市场的途径：英国商人在武力侵略过程中推进经商，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通商口岸；俄国商人则渔翁得利，利用条约体系，排挤华商，攫取贸易利权。
鸦片战争后，受到英国纺织品竞争的俄国商品在恰克图市场严重积压，太平天国运动又导致市场上的茶叶价格高企。1855年，俄政府终于放弃“以货易货”政策，致力于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贸易优势。随着《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与《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签订，俄商得以长驱直入中国内地采购茶叶，在汉口、九江、福州就近制作砖茶回输俄国，并于新疆、内蒙古一带沿途洒卖，形成产业性垄断。19世纪70年代以后，绝大部分的输俄茶叶由汉口出发，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抵达恰克图。由于享有极优惠的税率，该线的茶叶出口额稳居输俄华茶总额的一半以上，1878年更是占到输俄华茶的81.9%。
俄国因航运能力不足，直到1870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才真正形成一条往返于上海—敖德萨的运茶航线，但“因陆路所历风霜，故其茶味反佳，非如海船经过南洋暑热，制茶味亦减”，以汉口为中心的水陆联运是中俄茶贸的主要路线，“商队茶”也受到欧洲高端茶叶市场的欢迎。然而，茶叶作为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在出口额不断增加的同时，却未促成国内的技术突破和工业革新。究其原因，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强化了中国经济的欠发达与依附症状，形成“没有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导致的结果则是中国朝贡贸易体系土崩瓦解，以及欧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伴随着全球贸易体系的变迁，中俄茶路也面临着新的变局。
第三阶段，以西伯利亚铁路为主线的中俄茶路
19世纪后期，西方国家通过向殖民地大量输出资本和技术，控制殖民地经济，在便利全球贸易的同时，也吞食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福利。19世纪70年代，英商退出汉口茶市，转而发展印度、锡兰等地的殖民地茶业，在国际市场上排挤华茶。至1902年，华茶出口萎缩到占世界茶叶市场总量的6.5%。与中欧贸易联系疏远相对应的，是中俄贸易联系的加强。1880—1914年间，中国输往俄国的茶叶增加了近两倍，占中国全部出口茶叶的一半以上，中国茶业对俄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
1869年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贯通，以及1885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铺设完成，打开了大陆经济开发的新大门，东西方贸易向北美太平洋一带分流。俄国位于欧亚之间，得益于欧洲经济技术的外溢，在亚洲享有一定的区域性优势。为了完成在远东地区的扩张，同时垄断欧亚贸易，俄国决意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并力图建立中俄同盟。时逢甲午战败，清政府迫于压力，与俄签订《中俄密约》，同意俄国在中国境内建造中东铁路。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贯通，华茶从临近中国产茶区的各港口海运到大连或符拉迪沃斯托克，再经西伯利亚铁路运输到俄国和欧洲。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80%的输俄华茶都是经铁路运输。中俄茶叶贸易量虽再度增长，但中国领土主权遭到破坏，外缘依附属性进一步加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直至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中苏茶路断绝。
与“丝绸之路”开通与发展的历程不同，中俄茶叶之路自诞生起就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生发展，并受其影响，以全球史的眼光重新探究中俄茶路的变迁历程，可看出其大体遵循经济全球化的运行轨迹，同时也反映了国际格局、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进入21世纪后，双边、多边组织的建立，国际合作理念的实施等，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为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提供了良机，茶叶亦成为亚洲区域经济的新纽带之一。